164 不敢高声语：一些思考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也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难以广泛的被人知晓和评价，甚至很多只被有限的参与者所知晓。明明每件事情都好像与我们切身相关，但又有一种不真实的魔幻，给人一种一触即发的恐怖。

学生问我“怎么看，为什么不写一篇文章，隐晦一点”，我是有“无论怎么看都没用”的无力，“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看起”的迷茫，“不知道该说什么、能说什么”的无语。

虽然我对历史知道的不多，但是仍旧觉得当下的一幕非常熟悉，似乎不止一次曾在历史中窥探到。一些人执著的追求一个看似接近实则遥远的目标（这些目标一开始不见得是错误的，但最终会演变为错误的，或者会衍生出一些错误），裹挟着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狂热的进行一场“运动”。

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慢慢变得不去思考也不在意对错，听不进别人的劝告，也不做回应，只是机械的向前走。他知道自己不能停下，因为一旦停下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是错的。

被裹挟的人有狂热的追随者、麻木的执行者、贪婪的投机者、迷茫的旁观者和无助的受害者，最终又会在这些人中出现稀少的觉醒者，当然也可能没有。如果这场运动注定要造成一些难以预料的破坏，那么这些破坏其实绝大多数出自投机者之手，但不可否认的是领导者给了投机者机会。我无法探究太远的历史，但是近几十年中的两场运动足以让我看清一些端倪。我们爷爷那辈在第一场运动中被打上印记，我们的父母在第二场运动中被打上印记，如今我们身上的印记仿佛也只是轮回。

所有运动中的投机者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让人怀疑从头到尾都是同一批人。同一批人虽是必不可能，但是相同的人性却是必然。所以这个社会好像是进步了，又好像没有。或者说，只有生产力进步的社会，不可避免的要一次次陷入轮回。投机者之所以热衷于在这样的“运动”中施害，除去为了窃取权力或者财富，还源自于公开场合甚至于“合法”施害带来的强烈快感。

说回最近发生的事情。我想尽可能掩去具体的事情，去理性的思考和讨论，而不是感性的批判和谩骂。我想尽可能的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来方便我们思考。

决策的被执行者质疑决策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质疑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和强有力的解释，反而强化了这种质疑和滋生不满的情绪，并且促使被执行者去主动的搜寻证据证明这种质疑，证据越多不满的情绪就越被激化。

所以若要从头去梳理的话，我们必要先讨论决策的对错，如若“对错”的标准难以界定，我们不妨再引入“真假”和“好坏”两个指标。我们可以也应该从两个角度去判断决策是否合理，一个是决策依循的原理是否科学，二是决策执行的结果是否合理。

至于决策原理的科学性，受限于专业知识和数据信息来源，很难做出准确的讨论，所以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我们更多的只能从决策的结果或者影响来讨论它的对错。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决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确认相应的手段是否能达到目的，其次还要研究执行过程中是否会产生其他不利的影响。无论是目的没有达到还是其他的不利影响大过了决策带来的好处，决策都应该被认作不合理的。或许我们没法预料取消决策的后果，但是现实是我们许多人已经感受到决策的“副作用”了，正常生活受到影响，精神世界受到伤害，甚至很难活下去。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决策在某一阶段是错误的，就将其全面否定，也不必担心我们要通过否定当下来否定全盘。

那么假设决策是合理，是否一定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呢？这还要看执行者是否能够有效的执行和被执行者能否有效的配合。

是否有完整细致的执行标准供执行者参考，执行者的专业水准能否有效按照标准执行，执行者的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能否约束个人的私心，能否有效阻止投机者的浑水摸鱼，这些都影响了决策结果的实现。当然在考虑“是否”的同时，“真假”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更是引起我们情绪的重点。

但是从现实来看，从健康码、核酸检测、封控、方舱这几个执行的“利器”来看，好像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全面的可执行标准。方舱建了三年了还是会有物资供应不畅转运困难的问题，健康码三年了还是各个省市各有说法，我能理解变通执行的方式，但是我们至少要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上进行变通，而不是开口便是变通。但若以已经造成了额外损失还要贯彻决策的逻辑来看，决策的执行就不该妥协。

无论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是执行者不会依照标准行事，都是荒诞而可怕的，尤其是后者。如果连执法者都不守法的话，那么维护秩序的断不会是法律，而是刑罚，是执法者的喜好，这些在我们国家是不该出现的。我们没法让一双意图伤人的手用一副伤人的工具来达到救人的目的。

至于为什么要论真假，因为在这样的情绪强压下，任何一丁点的假都会引起情绪的爆发。乱赋红黄码、瞒报谎报核酸结果、执法逃法等目前偶有发生的问题，都会引起信任危机。其中的逻辑是：我们看到一丁点假就应该质疑，而不是看到了一部分真就必须相信。其实在这样的一场运动中，最怕的就是互相失去信任。然而目前的环境中我们看到了不止一丁点儿假，甚至这些假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回应和解释，那又该用什么来维护一份信任？

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一股风气在弥漫，上至有关部门下至各行各业乃至个人，大家宁可不做事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遇到问题避重就轻的不谈自己应尽的责任是否尽到。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不要问我、不要找我、我不管、我不知道、你去找谁”。这些都是庸政和懒政的根源，从来都不想解决问题，只想问题不要出现。仿佛不认错便永远不会错。

决策看起来不合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问题出在执行上。执行者中极小部分的“庸”和“懒”以及混杂在执行者中的一部分浑水摸鱼的投机者，这样决策很难不折不扣的执行，甚至会走偏。同样的道理，但凡有极个别执行不到位的，我们便可质疑执行的不好，而不是有人做得好便该认可为不坏。从逻辑的本源来看，好好做是本分，宽容是情分。从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一部分人的存在，或者说这样一种人性的存在，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原因，如果不能纠偏这种风气或者人性，我们只会反复的落入这样一种轮回，形式可能会变，但本质常常依旧。如果我们确保了其人的智慧，那么接下来该做的便是限制这种智慧的私心。

被执行者是最大的一个群体，人数众多又各有分别，各有诉求又各有手段，是决策目的的指向者也是执行手段的指向者。这一部分人不见得都是配合的，但是又是最具有自律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不具备判断决策原和执行标准原理合理性的能力，但是却是决策和执行的直接感受者，反而对决策和执行的结果最有发言权。决策有没有效，执行有没有到位，被执行者的状态才是最有力的证明。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决策没有意识到执行者和被执行者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前做出规避，那是否已经说明了这个决策本身就具有不合理性？

决策、执行和被执行也不该是相互割裂的，但是现实却是极其割裂的。决策者听不到执行者和被执行者的声音，单以数据、理论和想象去做出决策；执行者听不到被执行者的声音，不理解决策的本质，只求形似，又因种种而与决策初衷背道而驰；被执行者听不得解释，只管发泄情绪，不顾决策和执行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只求改变。其实这些都是问题的所在。

如今便是这样一幅乱象，决策者和被执行者好像皆在自说自话，而非相互对话。被执行者在要求：解释并证明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原理、数据、实例等）；权衡决策“副作用”和事件本身的伤害性大小；纠偏不规范、不合理、不合法的执行方式，并对不合法的执行者依法惩处；解释决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假”和“坏”，并进行严厉打击和惩处；肃清执行队伍中企图浑水摸鱼的投机者，绝不姑息养奸；听一听人民的声音，看一眼人民的生存现状。决策者在说：“我们要贯彻……，我们应该……”，这不是解释和证明，而是要求；“在执行过程中不得……不得……”，这不是解释和惩处，而是要求。其实比不能合理解释更能激化情绪的是不能严厉惩处坏人。

我们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的目的之一不就是为了能听懂这些解释吗，为何如今我们能听懂了反而不解释了。被执行者的情绪多是来自于听不到自己关注的问题，自己的声音不被听取也不被回应，这种漠视才是对民众最大的伤害。更有甚者，不仅不想听，还不想让人说。

决策者、执行者和被执行者都是活生生的人，是平等的主体，只不过是分工不同。被执行者不是被圈养的牲口，执行者也不是屠刀。被执行者和执行者不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个体。要解决人民和群众的问题，你得看得到人民和群众，不能离人民和群众太远。居庙堂之高也不该离江湖之远。

矛盾在激化的同时也在被转移。我以前有个资本主义的老板，想让员工加班不直接要求员工，而是对不加班员工的领导进行罚款和批评，把员工与公司的矛盾转化成了员工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同时又达到了目的。私以为以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不能也不该用这样的管理手段的。

小时候背过杜荀鹤的一首诗“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当时只会痛恨贪官之坏，如今年岁再来思之，饮食生灵血肉便可加官进爵的世道更该被人痛恨。

虽想全面细致的梳理，但是不免囿于眼界，坐井观天，挂一漏万，不过这也已是我能见之、思之的全部了。一家之言，仅供理性探讨，不接受感性批判。

2022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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